在当前政府简政放权的背景下，社会力量要承接政府转移的部分公共服务职能，社会工作者的作用凸显。社会工作者是一个新兴群体，他们中的很多人放弃了优越的待遇，投身收入不是很高的社会工作，只是为了实现帮助他人、建设美好社会的理想。他们的热情和努力，让很多人感受到了关怀和温暖。

这是一群有梦的人。本期让我们走进他们的世界，聆听他们的梦想。

为人们送去一份关怀和慰藉

我叫关婷，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社工部副部长，也是一名医务社工。2009年我从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毕业后，放弃当公务员和高校教师的机会，选择了医务社工这一职业。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经之路，而医院就像车站般汇聚着人潮，有时迎接，有时协助，有时送别。我觉得，如果能够在人们暂时停靠的一个生命站台上，为他们送去一份关怀和慰藉，这样的人生更有意义。

很多病痛，再高明的医术也无法缓解，但是真心关怀的话语，至少能减轻患者精神上的痛苦。这就是医务社工的职责所在：帮助患者和家属解决疾病带来的心理、家庭、经济等问题，同时成为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桥梁。

如今，我们社工部已开展了包括就诊引导服务、透析室患者陪伴服务、急诊室服务、图书借阅服务、关爱患者服务和健康教育在内的17项志愿服务。我也利用自身专业知识，举办了100多场志愿者岗前培训，有3000余人在培训合格后，投身志愿服务。

2011年“六一”，我们为儿科白血病患者举办了第一届“快乐与我们同在”儿童节病友会，有70多个家庭参加了活动。看着孩子们表演的节目，家长们十分激动，不少人都流下了泪水。这些家庭大多来自外地，家长陪着孩子在医院附近租房。一位家长告诉我，孩子生病后，自己特别害怕会失去他，但看到孩子在活动中如此开朗、阳光、坚强，自己也充满了力量。

目前我国内地医务社会工作尚处于“萌芽和初始状态”，整个社会对于专业社会工作的认知度也比较低，我愿意做一块基石，用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认可社会工作的理念，投身志愿服务，让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更加完善。

（关婷讲述，本刊记者林苗苗、关桂峰记录整理）

了解需求 回应需求

我叫王力芹，今年28岁，大学毕业5年多，一直从事一线社工服务，现就职于湖北武汉楚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是机构的一名业务督导。

2008年2月，春节的喜庆还未散尽，临近毕业的我就和12位同学来到深圳，在社区内从事社会服务工作。4年的专业学习，让“以人为本、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理念深深植入了我们的内心，而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潮流，也给了我们实践这一理念的机会。

社会工作重在实践，强调“以案主为中心”，只有深入服务对象当中，才能真正了解需求、回应需求。在一线服务的日子里，我一边走访社区老人和低保户，陪伴他们，倾听他们的诉求，一边学习各种政策，掌握社区和社会的相关资源信息，帮助有需要的人。

曾经帮助一位老人办理大病医疗救助。我先是详细了解相关政策和办理流程，联系社区出车接送行动不便的老人，并和医院方事先做好沟通，最终在一天内办好了所有手续，免去了老人多次奔波的辛劳。事后老人激动地说：“没想到这么顺利，要不是社工帮忙，怕折腾很长时间也办不上。”

2011年，我从深圳辗转来到了武汉，继续社工之路，但服务的对象变成了儿童和青少年。这一群体的特殊性给我的工作带来了很大挑战。每一次面谈，每一场活动，不尽完美时我会鼓励自己“没有失败，只有教训”；取得进步时提醒自己“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在服务的过程中，我的人生也在不断充盈。我热爱社工工作，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帮到更多人！

（王力芹讲述，本刊记者冯国栋记录整理）

我愿意吃这个苦

我叫王瑞海，河北张家口人，是公益组织“南京协作者”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曾做过煤球厂工人、送水工、保洁员……但直到当上社工，我才真正找到归属感，明白人生价值所在。

2003年，在北京打工的我，正好赶上“非典”。那时，一个专业社工组织特意到工棚给我和工友送来消毒水和口罩，当时我既感动又好奇，特别想加入他们。2007年，听说南京要成立一家服务外来务工者的民间机构，我就辞掉工作，如愿成为一名专职社工。

“南京协作者”是一个通过开展日常法律法规咨询、社区教育、流动儿童托管等服务，帮助流动人口融入社区大家庭的社会工作机构。因为很多农民工兄弟白天上班，晚上才有空来培训或咨询，所以我们经常要忙到晚上十点钟。

有时候真感觉特别难。最开始，社工补贴每月只有800元，现在虽然涨到3000多元，但也只能勉强应付一家的日常开支。2011年，我爱人得了气管炎，算上看病的花销，全家一年没存下什么钱不说，还借了1万多块外债。直到现在，亲戚朋友们还是不理解我到南京做社工的决定。

我今年已经33岁了。都说三十而立，从收入上看，如今的我并不成功，但我还是想坚持做下去，我相信有些东西不能放弃，我们不能什么都计较。

我的梦想是为有志于从事社工职业的年轻人“探探路”，没有探路的人，也许社工的状况永远也不会有大的改变。我希望五到十年后能有更多人认可我们的工作和职业，也希望自己这一点平凡的坚持可以推动整个国家公益事业的进步，为了这些，我愿意吃这个苦。

（王瑞海讲述，本刊记者王珏玢记录整理）

希望有更稳定的平台

我叫罗狄烽，今年27岁，是湖南长沙市开福区的一名社工。尽管入职只有3年多，但我已经算得上社工里的“老人”了。

2011年，从长沙民政学院社工专业毕业的我，加入众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担任中心在开福区水风井社区的执行负责人。一晃三年,在繁杂琐碎的社会工作中，我和同事们用耐心的服务，逐渐赢得了社区居民的信任。

水风井社区曾有个拆迁户，自己高位截瘫，丈夫患病，女儿又遭遇车祸。我和同事去帮她办保险办补偿款，刚开始她态度很强硬，要求的拆迁补偿款数额巨大，根本不可能实现。后来看到我们不停地帮她沟通协调，四处奔走，态度也缓和了很多。前段时间她要搬新房了，还邀请我去做客。

当然也有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当问题实在无法解决时，社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安抚群众的情绪。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如今在遇到困难时，越来越多的人知道除了警察，他们的身边还有一支专业可靠的社工队伍，可以随时为他们提供温暖的帮助。

但我也有不少困惑，比如一些部门并不了解我们工作的内容和性质，常常“乱派任务”，让我们的工作被行政任务“牵着鼻子走”。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稳定的平台和资金支持，三年来，我已有十多位同事因为坚持不下去而离职。

我最大的梦想是拥有一支自己的社工团队，在一个城市里扎根，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专业、可持续的服务。我希望政府能出台更多政策支持社工组织，为愿意投身社工事业的年轻人提供一个稳定的平台。

（罗狄烽讲述，本刊记者周勉记录整理）

让社工事业薪火相传

我叫李华俊，今年29岁，在武汉楚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从事管理工作，同时也是江汉大学社会学系的一名教师。

第一次接触社工是在美国留学期间，一个由旅美华人组成的社工团队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帮我快速适应了留学生活、融入了当地社会。

回国后，我开始从事社会学研究与教学工作。2013年初我开始接触武汉楚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工作，之所以选择一线社工机构作为自己事业的延伸，起初只是考虑提升科研与教学水平。

然而，随着工作的深入，我越来越感受到这份责任的重量。我曾带领机构社工在风雪交加的夜里护送流浪孩子回家，在中秋佳节给孤寡老人送棉被，也曾帮社区残疾人找工作，为临终者送去最后的关怀。

社会工作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帮助每一个有需要的人。但其实真正从事的话，远没有那么简单。社工在帮别人实现梦想的同时，燃烧着自己的热情与青春。我们的社工大多是女孩子，她们总是以最饱满的情绪和最执著的态度对待每一位服务对象，然而我国社工机构的发展还处于起步期，社工专业化、职业化还在探索中，作为一种职业，社工的社会认可度和发展空间都还不甚明朗。

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优秀社工人才迫于各种压力而放弃自己深爱的事业，作为机构的管理者，我在痛心之余心存感激、满怀同情。我们感激每一位为社会工作奉献过青春的社工，却又找不到理由挽留这一颗颗“大爱”的火种。我的“中国梦”就是让社工事业薪火相传，有更多年轻人能心无挂碍地投入到“助人自助，大爱无疆”的社工工作中。

（李华俊讲述，本刊记者冯国栋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