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入的“义工”

通过初级社工师的考试，意味着每月能增加200元的收入。即便如此，社工们到手的工资，也不过3000多元，“扣除房租和吃喝开销，现在几乎存不了什么钱。”

毕业于长沙民政学院社会管理专业的李天明，也是戒毒社工。他的拍档，是佘伟超的大学同班同学黄健景，四个年轻人同在一个办公室。李天明说：“按照中心规定，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外出工作必须两人一组，绝对不能"单打独斗"。”去年刚入职时，两个男生都不会骑自行车。半年多过去，黄健景的车技渐长，但身材高大的李天明却依旧无法驾驭低矮的山地车。无奈之下，李天明只能坐公交车。

由于不会说白话（粤语），来自湖北的李天明在工作中遭遇更多淡漠眼神。不过，在他看来，这份工作只是挑战自我的一部分：“刚毕业时，到民政局上班，太闲了，一眼好像就看到了退休的样子。”执意离开家乡闯荡一番的李天明，于是买了一张南下广州的机票，到德心戒毒中心当起了“有工资的义工”：“这份工作虽然工资少点，但每一天很充实，能让我见识不同的故事，帮助不同的人。”

黄健景的外号叫“机神”，原因是他陪计算机的时间远远多过陪女朋友的时间。午饭过后，其他社工都去午睡了，黄健景在办公室的电脑上帮大家查起了社工资格考试的报名情况：“大家的照片审核都已经通过了，接下来再付130元报名费就OK了。”

若非亲眼所见，很难想象这样几个年轻人，竟然住在没有宽带和wifi的出租屋里。晚饭过后，“机神”会回到办公室继续和PC“谈恋爱”，而佘伟超和李天明最爱的消遣，是坐上免费班车去镇上的超市兜一圈。

在记者告别社工们的第二个午后，佘伟超在电话那头的声音显得苍白无力：“一上午去了三个对象家，有一个还是喝醉了跟我们聊的……”

两小时后，记者收到了他们发来的一组工作照。照片里少有的帮教对象，不是背影现身，就是被打上了马赛克。佘伟超说，很希望能和帮教对象大大方方拍一些照片以记录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每次对着背影默默按下快门：“如果今后大家看他们的眼光能够正常一些，或许他们就不会那么抵触了。”在邮件的末尾，佘伟超写道：“请顺带听听我们的办公室之歌—我的未来不是梦，歌词句句心声。”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漠，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

光有社工并不够

“很多人都是抱着试一试、吸一两次不会上瘾的态度接触毒品。有的人吸惯海洛因，听说吸冰毒可以戒了海洛因，便又吸上了冰毒，结果呢，两个都戒不掉了。”

德心戒毒中心，凹陷在S267省道上一个不起眼的岔口，周围厂房林立。高耸的大门之后，几栋略显破旧的四层小楼撑起了这家非赢利性社区戒毒康复机构。

与传统的戒毒所不同，德心戒毒中心主要以“中途宿舍”的形式向被强制隔离戒毒出狱的人群以及自愿戒毒人士提供短至15天多至1年的康复训练，包括为他们提供心理辅导以及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以帮助他们重新走入社会。在这里，除了不能随便外出，康复者拥有较为宽松的自由度。自2012年正式成立以来，德心戒毒中心已有近千人成功“毕业”，重返社会。除此以外，中心的戒毒社工主要承担着帮助社区帮教对象戒毒的“重任”。

总干事邹林峰，是中心目前唯一一位中级社工师，也是戒毒领域的老社工。在着手组建中心前，他在广州白云自愿戒毒中心一待就是11年。那些年里，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阿强的17岁少年：“2003年，一个电视台记者无意在一条小巷里看到他褪下裤子往大腿上扎针。当时我在参加团市委一个青少年禁毒项目，于是记者就和我一起去找他。找到阿强后，我们发现他其实是个蛮听话的孩子，吸毒只是因为不懂并交了损友，于是我们慢慢帮他戒了毒。一直到2006年，突然找不到他了，后来才知道原来他犯了事被判了刑。”

不久前，广东省刚刚清理了称霸一方多时的陆丰市博社制毒村。在邹林峰看来，除了毒品交易的泛滥外，相关宣教力度不够恐怕是涉毒人员不降反升的重要原因：“他们对于毒品的属性和危害根本就不了解。在这方面，我觉得有关部门应该加大力度多宣传些毒品的具体危害，而不光只停留在口号式的宣传语上。”邹林峰说。

“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涉毒，意味着社区戒毒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我们现在在打磨的，是一支专业化的社工队伍。其中，既有医学、康复学、心理学人才，也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去年6月，中心接下了江高镇社区戒毒康复及就业安置服务计划，计划要在一年时间里，跟进帮助100个个案。如今，目标即将达成，邹林峰也把目光瞄向了新一轮的投标：“据我所知，周边有几个区域也都希望能有社区戒毒服务，毕竟戒毒社工对我国来说还是新鲜事物，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专业化的社区戒毒康复中心一定越来越多。”

据介绍，广州市目前的社工收入标准，从员级社工员每月3000元至中级社工师每月6500元不等：“这个标准并不高，要说靠当社工赚钱发财肯定不现实，但相信多数人来当社工的首要目的也不会是赚钱，而是尽自己所能帮助别人。”

不过，邹林峰也坦言，要想更好地完成社区禁毒、戒毒工作，光有专业化的社工队伍其实远远不够，而是需要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的紧密参与和协作，“说白了，社工组织只是服务机构，并没有执法权。社工可以帮助帮教对象，但如果帮教对象始终不知悔改，越走越偏，就该有执法人员出面制止，起到相应监管责任。打个比方，社工的一只手在前面牵着帮教对象走，后面应该还有一只手可以随时拉住他。有时候我们社工有相关问题找到民警，民警会让他去找综治办，综治办又让他找公安，这样推来推去，怎么能形成合力呢？”

“很多老百姓认为，吸毒的人像过街老鼠，社工还帮他干什么？其实，多数时候，他们比普通人更需要得到肯定和包容。如果全社会都看不起他们，反而更容易让他们走上老路。”邹林峰说。

“如果能挽救一个吸毒者，就等于挽救了一个家庭。”自从一位母亲为了帮儿子戒毒苦苦哀求自己后，邹林峰始终把这句话放在心上。如今，德心戒毒中心已经和周边一些工厂达成了协议，为恢复良好的戒毒者提供两种就业安置方式—既可直接去工厂上班，也可以选择在家加工电子元件，由社工登记数量，按件取酬，其目的只有一个，帮戒毒者实现自我价值，尽快让他们重返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