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伟超（左）和黄健景准备出发，自行车是戒毒社工出行的“标准配置”。 本报记者 王星摄

社工李天明（左二）和黄健景（左三）走访帮教对象。（照片为受访者提供）

德心戒毒中心内，工作人员带领戒毒康复者在操场上打太极拳。（照片为受访者提供）

今天，是第8个国际社工日。你可能不知道，每年3月的第3个星期二，是全世界社工的节日。

社工这个名词，在发达国家有着100多年的历史，但在我国还是个不折不扣的“新生儿”。2007年3月，以“社工为世界带来改变”为主题的第一个世界社工日由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IFSW）主席大卫·琼斯博士倡导发起。也正是在那一年，我国各地政府开始尝试出资购买专业社工服务，并制定相应的社工管理规章和政策。此后，形形色色的社工，开始出现在人们生活中一个个需要帮助的角落。

这些年来，广东的社工发展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0月，广东省社工机构数量已超过400家，约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广州的社工机构更是以年均65%的速度呈井喷式增长。社工队伍里，除了常见的家综社工、青少年社工、医疗社工外，戒毒社工、心理社工的队伍也呈逐年壮大之势。

近日，记者深入广州德心戒毒中心，通过和戒毒社工们的近距离接触，实地感受社区戒毒工作的艰辛与不易。

对外称是“计生干部”

开展服务，无外乎根据名单努力找人，找到了人努力建立起信任，建立信任后努力帮助对方远离毒品。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其实哪一步都不好走。

佘伟超，一个有着帅气男孩名字的开朗女孩，1989年出生，毕业于广州医科大学应用心理系，是德心戒毒中心最年轻的戒毒社工之一。不过，外出工作时，佘伟超通常都会藏起“戒毒”二字，而是自称社区志愿者或“计生干部”之类，“去社区里寻找帮教对象，如果一提戒毒，不仅让左邻右舍知道了"秘密"，也容易让他们对你避而远之。帮教对象中，多数人会对带着"戒毒"任务的人充满戒备。”

佘伟超及其小伙伴们的服务对象，是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下辖10个居委和35个行政村的所有显性和隐性戒毒人员。“登记在册尚未解除戒毒帮教的大约有150人，算上隐性的大约500人。经过我们大半年走访排摸，现在找到了335人。”他说。

江高镇的45个村居，四散在9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位于S267省道边的德心戒毒中心为圆心，一趟跑上个十几二十公里是家常便饭。

佘伟超说，她和她的拍档粱敬辉通常会选择骑自行车出行：“公交车不好等，一等常常要半小时以上，更何况很多村子公交车根本不到。”

而骑自行车去，往往就要一个多小时，佘伟超把它当作“免费健身”。在她的随身物品里，少不了一张皱巴巴的泛黄A4纸，上面密密麻麻打印着45个村庄的联络人：“自己找不到的时候，只能向当地村干部求助，让他们带你进去。”然而，比路途更遥远的，是和帮扶对象之间“心的距离”。

“明明是找到了对象的妈妈，她却死活说，不认识儿子。明明人就在家里，隔着窗看你两眼，怎么都不开门；过几天再去，还是不开门。”

所以，一旦能和帮教对象顺利接上头，戒毒社工首先会和他们签一份社区康复协议书，“要让他知道他要做点什么，我们要做点什么。”

3月10日下午，记者跟随佘伟超、粱敬辉一起去大岭村看望帮教对象李文（化名）。

自十几岁染上毒瘾以来，38岁的李文曾被公安机关强制戒毒数次。2年前，李文在家遭遇民警上门检查，情急之下的他从二楼跳下，左脚摔成了骨折。由于尿检再度呈阳性，李文只得一瘸一拐地被关进了强制戒毒所。

今年1月7日，李文重获自由回家；次日，佘伟超和粱敬辉便又一次出现在这栋略显破旧的砖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