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转型期蓬勃兴起的新兴群体，社工不仅面对着社会公众的不解，更面临着自身生存的艰难。

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该市社工流失率已达19.8%，逼近20%的人才流失警戒线。在流失的社工中，有超过70%的人不再从事社工行业。

而根据另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全国超过7成受访者不了解社工行业，其中大部分把社工误解为义工或志愿者，还有许多人将社工当成居委会人员。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让更多青年能够矢志于社工事业，绝不仅仅是增加工资就能实现的，更需要社会公众对社工服务更多接纳和认同，相关部门通过机制上的完善和创新，为社工们创造更好的实现理想的平台。

每个周二和周四清晨，悦悦都会坐一个小时的车，赶在8点前走进位于北京西城区新街口街道的“温馨家园”。

开窗通风，打好热水，将书本安放在每张课桌上，帮助学员签到、挂外衣……看着大家落座，26岁的悦悦会像幼儿园老师一样温柔问候：“今天天气真好，阳光明媚！大家早上好！”

“早—”回答声参差不齐却很响亮。

这些学员都是社区中的智力障碍人员，悦悦的任务就是通过教授诗词、打字、算数、手工和一些基本生活技巧，提高他们融入社会的能力。

与此同时，悦悦的30多位同事也走进了分布在各个城区的社区、学校、残疾人康复中心，为有需要的特殊群体提供专业支持与服务。他们是悦群社工事务所的社工，大多出生于1988年至1990年。

在政府的扶持下，大大小小的“社工事务所”从无到有，渐成井喷之势。在流动人口、留守儿童、困境老人、问题青少年、残疾人、精神疾病人群、高危人群等救助领域，都可以看到社工的身影。

但，心怀“助人自助”理念的年轻社工在经历现实与理想的碰撞中，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的无奈放弃，有的选择坚守。

一个“很有价值的事业”

“社工事务所不是公司，不以盈利为目的，图的就是帮助社工实现职业化，为他们创造发展的空间，避免专业人才的流失与浪费，进而提升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水平。”悦群社工事务所总干事郭昊有着一张年轻的脸庞，可说出的话却颇为“老成持重”。

29岁的郭昊是北京市第一批社工专业本科毕业生，也是北京最早建立社工事务所的创始人。

2009年，郭昊即将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毕业。与许多准备进入社会的年轻人一样，郭昊对自己的“社工”专业踌躇满志。可实习中，她干得最多的却是在社区打水和打扫卫生。毕业时，郭昊冒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自己成立一家社工服务机构，为社工专业的师弟师妹建一个“像样”的实习基地。

2009年7月，在学校的支持和牵线下，郭昊和两个同学申请成立了北京市西城区悦群社会工作事务所，落户月坛街道。街道办事处提出以空间换服务，免费提供办公场地，来培育一个为社区居民服务的社会组织。

注册社工事务所需要3万元资金，其中1.8万元是郭昊上大学时打工挣的，另一部分是父母支援的。因此，郭昊顺理成章当上了“法人”。

经过5年历练，悦群社工事务所已从最初的只有3个人的“小作坊”，发展到如今38人的专业社工团队，其中90%毕业于北京市各大专院校社会工作专业，16人获得社工专业资格证书，还有硕士和博士，并积累了丰富的专家督导资源。

这支年轻的专业团队中就有悦悦。这个只有26岁的女孩，已经是有着两年社工经验的“老同志”了。在社工领域，能坚持做下去的人不多，专业人士欠缺，所以她有更多机会直接介入个案。

穿梭于一个个不幸的家庭，让年轻的悦悦比同龄人更坚强、更成熟。但她对一个一级重残家庭始终无法忘怀。

这原本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高材生的女儿在高考前与父母拌嘴，一气之下喝了敌敌畏。虽然经过抢救保住了性命，但女孩从此瘫痪在床，再也无法清晰表达自己的情感。20多年过去，年过七旬的父母不离不弃悉心照顾着已跨过不惑之年的女儿。现在，他们最担心的是，百年之后谁来照料自己的孩子。

悦悦的任务就是进入这个家庭，用专业心理辅导知识和技巧，帮助老人打开心结，释放压力。同时，通过组织“同质”家庭小组活动，建立类似家庭的互助网络。

每周一次，持续4个月；从抗拒到无话不谈……悦悦渐渐成了这个家庭的特殊成员。每到走访日，这对老夫妻便会早早沏上热茶等待悦悦的到来。而离开时，悦悦总会看到老夫妻站在窗边，朝她轻轻挥手。这些都让这个年轻的姑娘感到，自己做的是“很有价值的事业”。

“工资低”、“认同差”成两大难题

在采访中，问及为什么选择在社工事务所工作，年轻人们的回答出人意料地相似：“希望学以致用，帮助不幸的人找到生活的阳光。”

然而，在社工专业毕业生中，能够耐住清贫、坚守理想的郭昊、悦悦算是硕果仅存的“少数派”。

如果按社工成熟国家的标准，我国目前至少需要200万专业社工，即需要设置200万个工作岗位。但每年近万名社工专业大学毕业生中，留下来的并不多，大部分转行或选择继续深造。

记者注意到，收入待遇低一直是社工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

2008年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工专业的小张曾经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社工，但在一个社区做了不到一年就换了工作。“工资太低了，连自己都养不活，还要爸妈支援。而且我并没能去做真正的社工要做的事，仅是一些打杂的工作，与其这样还不如去从事其它工作，起码工资会高一些。”小张很无奈。

一位刚刚放弃社工岗位的年轻人坦言：“大家都知道社工是帮助人，港剧里也总这么演，可你帮助人前提是你得有帮助人的资本，收入不高、社会认知度低，自己都不看好自己，怎么帮助别人？”

显然，付出与回报的失衡，是横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最大障碍。

以北京为例，政府推行了“一街一社工”，一个社工岗位每年补贴5万元，扣除保险等之后拿到手的不过三四千元，在项目购买中也大多不包含人员经费。拥有高学历文凭的社工，收入不仅低于其它行业同学历人员，甚至还远低于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

社工的待遇偏低，也与社会缺乏认同不无关系。一位在山东某殡仪馆工作的社工告诉记者，目前许多地区社工发展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政府购买服务，很少有社会上的资金支持，这也说明公众对社工的认同不足、知晓率不高。

在“家丑不可外扬”观念影响下，一些受助者甚至会排斥社工的帮助。

小怡进入悦群社工事务所两年多了，还没有做过一个完整的青少年个案，“主要因为服务对象中途停止了。”她告诉记者，在青少年个案中，大部分家庭遇到问题时并不愿主动向社工求助，即便经人介绍前来咨询，也大多在接受几次帮助后半途而废。

小怡说，从那些“问题少年”身上能看到曾经的自己，“如果在青春期的时候，我能有社工帮助，也许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

让年轻的社工们感到难受的是，大多数学校、家庭和公众并没有意识到社工的价值，“平时总会有人误以为我们是社区大妈、保姆或小时工。”

有关专家告诉记者，即便在社工起薪并不低的香港，资深社工的薪水仍不敌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士。“毕竟，社工是非商业性的，不能简单地用金钱衡量价值。”

社工队伍如何“壮大”？

社工流失，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无法培养成熟的社工队伍，导致专业社工机构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

目前，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并不成熟。社会上对社工有三种不同的解读：社区工作、义工或志愿者，最后才是社会工作。

“社工的主要职责是对各种社会问题和各类处于困境的社会成员进行专业化‘诊疗’，社工的存在有效地弥补了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有关专家表示，社工并不能与“社区工作者”和“义工”混为一谈。他们是职业人，既要遵循严格的专业伦理和价值，又要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帮助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群体、组织和社区，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恢复和发展社会功能，促进社会和谐。

但面对广阔的服务领域，政府和社工机构都在急于解决一个问题：如何让社工队伍“壮大”。

资金投入似乎是最简单快捷的方法。北京日前表示，2014年将投入7000多万元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用于购买社会组织的民生服务项目；广州则在2013年投入了3.2亿元财政资金用于购买公共服务。

对此，有专家感到担忧，政府加大投入，固然能够解决社工机构的资金短缺问题，但也催生了众多“看中商机”的机构，这并不利于培育健康的社工组织。

不过，郭昊觉得，社工机构“井喷”未必是件坏事。“专业服务机构增加，就会有更多年轻人留在社工行业工作，也就会有更多人得到专业服务。我们不担心竞争，会通过自己的专业性，赢得社会的尊重和认可。”

“社工像医生，但又不像医生。”受访社工告诉记者，他们每天要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不可能像医学一样，标准化，流程化。

据了解，社工专业技能繁多，仅社工理论的流派就有10多种，每项个案在方法上可以根据被服务对象的特点采用70种到80种技巧。同时，社工要与受助对象签订协议，遵循保密原则。此外，根据社工个人气质、情商等特点，其职业方向也会有十分详细的划分。

“一方面，我们要帮助游走于社会边缘的人们向社会走得更近一些再近一些；另一方面，让社会离这些不幸的人更近一些再近一些，最终达到人与社会的共存与发展。”这就是社工事务所年轻人们的简单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