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组有关义工话题的网帖引发了热烈争议。有网友称，自从深圳开始推广电子义工证，义工门槛明显降低，以前要服务满30小时才能获得义工证，眼下填张表就可以申请办理。还有帖子质疑，一些人当义工就是为了混时间、骗积分和社会服务经历，一条小小的斑马线就有四个义工在那里指挥，这种义工有什么意义？

深圳市义工联合会通过媒体进行了一些回应：比如，“是否持有电子义工证”和“参与义工服务”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义工可以志愿申请办理证件；再比如，“伪义工”为自己镀金捞资本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迟到、早退不会计入服务时间。这些解答就事论事，但却忽略了争执产生的大背景。

事实上，门槛之争与深圳义工事业当下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很大关系，简单来说，就是“人浮于事”：一方面是义工数量的大发展，目前深圳义工人数已高达80余万；另一方面，社会需求引导机制没有跟上，还停留在“小学生学雷锋”的阶段，提供的依然是阻止行人冲红灯、搀老人过马路、探访孤儿院等常规服务。人多事少，出现一条斑马线四个人指挥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也难免给人混时间的印象。

在这种情形下，有人希望，设置门槛挡住诚意不够的人，以此来维护义工精神的纯洁性，孰不知，这才是对义工精神的最大伤害。用道德感来衡量能否当义工，既不现实，也不可靠。即使有人是抱着增加社会服务经验或者其他目的来当义工，对他们的评价也应该是看结果、而不是看动机。设置门槛有歧视他人、体现自身道德优越感之嫌。在香港，做义工完全基于自愿，今天做、明天不做也行，不需要进行登记，也没有专门针对义工的管理法规，但香港有组织的义工有100万人左右，个人服务平均时数为87.4小时，总数和活跃度都远高于深圳。

事实上，“人人争当志愿者”的社会氛围是弥足珍贵的。我们要反省的不是“需不需要这么多人”，而是“为什么没有这么多合适的事”。在我国，义工服务常被认为是做好人好事，常以主观意愿为出发点；而真正的义工服务，是根据社会需求而设制的。义工身份也只是预备状态，只有当他参加了项目，才正式开始提供服务。而这些项目都是应社会需求产生的。也就是说：只有当养老院的老人需要洗澡时，才去提供帮助，而不是当有人想奉献了，老人就得一天洗几次澡。

不从需求出发的好人好事，有可能造成扰民或者浪费。因此，义工队伍壮大之后，义工服务引导机制的创建及完善就变得非常重要。专责发展及推动香港义务工作的香港义务工作发展局，其核心工作之一就是“义工转介服务”，即为希望提供服务的市民安排义务工作，并为需要义工协助的机构寻找合适义工人选，简而言之就是“供需配对”。

香港前任律政司司长黄仁龙早年是香港关怀无家者协会的义工，贵为大律师，却坚持数年为露宿者理发，只因没有理发店愿意提供服务；香港首富之子李泽楷曾到一间问题青年中心当义工，每逢周六替离家出走的男童补习英文，足足补了几个月。哪怕是黄仁龙和李泽楷，当义工时都得服从社会需要。

和香港比，深圳的义工人数是不嫌多的。但早在2010年2月，香港已有1983个不同性质的注册慈善团体。因此，义工服务未能与社会需求很好地匹配起来，这才是深圳的“短板”。因此，义工门槛之争，实为对义工发展突破瓶颈的呼吁：深圳义工联应当转型成为架接供需的平台；应当容许更多社会组织发育起来，提供更多的服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