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台上，身穿粉色统裙的寸相柳侃侃而谈，虽然有点儿紧张，却还比较自信。

“大妈在学习和生活方面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她在14日的“缩小差距：让儿童福利零距离”论坛上说。

她提到的“大妈”叫板小莲，是云南省陇川县景罕村儿童福利主任。据她回忆，3年前初次见到寸相柳时，这个13岁傣族女孩很安静，甚至有点儿忧郁。

寸相柳的母亲是艾滋病感染者，父母离婚后都离开了家，丢下她和弟弟还有年近七旬的外公。弟弟年幼，外公又患有气管炎，女孩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村子里的人对她的家庭有些歧视，家里的亲戚也没有太多往来。”板小莲介绍说。她家里原本有四亩地，但是没有能力耕作，全家的生活很困难。

2010年8月，景罕村成为了中国民政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开展的5省12县120个儿童福利示范点之一，每个示范点选出一名村儿童福利主任，通过与儿童和家庭的直接联系，了解他们的需求，并及时给予或协调支持，将相关社会服务和社会救助带给孩子们。

板小莲走访了23个自然村，从1300多个18岁以下未成年人中，发现了180个需要特殊关注的孩子，寸相柳就是其中之一。

“我在做这个工作之前不认识她家，当时去采集信息的时候也没有太在意。”板小莲说。但是她的到访让孩子看到了希望。

“过了一段时间，我接到了寸相柳的电话，她对我说，弟弟想上学。”在云南，孩子们三岁就可以上幼儿园了，但是并不免费。当时寸相柳的弟弟已经五岁，却因为交不起入托费一直待在家里。

板小莲找到了当地的民政部门，为她家申请了低保，又找到幼儿园说明情况，减免了一部分孩子入托的费用，才保证孩子上了学前班。

“现在我上初一了，弟弟上了小学一年级，大妈帮我和弟弟每人每月申请了一百多块钱的低保。”寸相柳感激地说。

除了生活上的帮助，板小莲还给孩子们带来了心理上的关怀。

在辅导孩子们功课之余，她常常带着孩子们在村里的“儿童之家”做游戏，有些游戏的目的是消除歧视。板小莲有两个女儿，大女儿11岁，和寸相柳玩得很好。

据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系副教授黄晓燕介绍，创立村儿童福利主任的想法源于上世纪60到80年代活跃在中国广大农村的“赤脚医生”。

为了满足广大中国农村地区农民的基本保健和医疗需求，当时的一些生活在农村社区并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接受了基本的专业培训后就打着赤脚，走向田间地头，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满足了相当多群众的医疗保健需求。

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迅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到城市寻找工作机会。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的数据，全国有七千万名儿童无法和在外打工的父母一起生活，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儿童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中国目前还没有普及社会工作者，但我们不能让亟待支持的孩子们等着。”黄晓燕说。那么谁可以在孩子身边社区中提供服务呢？答案是在本社区里找合适的人。“他们和社区人群具有相同文化背景，有一定教育水平，能说普通话，能使用互联网，热爱儿童工作，经过一定的培训就能按规范为亟待支持的儿童提供服务了。”

这些“赤脚社工”的任务首先是收集信息并建立档案。他们周一到周五入户探访，帮助儿童进行出生注册、上户口、入学、免疫接种以及享受社会福利。他们要开办具有俱乐部性质的“儿童之家”。对于有困难的孩子，他们要协调教育、卫生、民政等部门解决问题。

不同地方的“赤脚社工”工作重点不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关于许文青介绍说，在云南、四川和新疆等吸毒导致艾滋病感染较多的地区，社工的工作以防艾和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为主。

“但是在河南洛宁，当地落水情况较多，社工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减少儿童溺水。”她说。“赤脚社工”不仅负责宣传和巡视，还在河边拉起了防护网。这两年，洛宁基本没有儿童落水的情况发生了。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办事处主任丹尼尔·图尔表示，他之所以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是因为它“是从基层社区发起的”。

这些“赤脚社工”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不算正式的职业，但是每月有300到800元不等的补助。不过在云南陇川广帕村社工李正传眼里，最大的收获还是社会地位的改变。“我现在成了村里最受尊重的人之一，还被推举为代表村民发言的人大代表。”他说。

但是图尔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赤脚社工”的数量还不够。“一个工作者面对数量众多的孩子是高负荷的。”他说。

板小莲负责的孩子中有留守儿童，有单亲家庭的孩子，有父母残疾的孩子，也有自身残疾，或者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23个自然村中，有12个傣族村和两个景颇族的。

不过板小莲说，辛苦一些还好，她最大的麻烦是如何与孩子沟通。“年龄小一些的孩子比较乖，有的已经进入青春期，比较叛逆，不容易沟通。”她说，“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就会向专家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