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玮。 受访者 / 供图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徐秋颖报道

从公司高管到专业社工，在本不搭界的两个体系，吕文玮转变得颇为顺畅，发现资源、链接资源、整合资源，将高校与社区对接培育专业社工人才，精准扶贫舍易求难，为乡村做长远规划，“补翼行动”用生命影响生命。

从公司高管到专业社工

“一般把在社区居委会全职工作的人员称为‘社区工作者’，而把在专业社工机构/组织工作的称为‘社会工作者’，这两类职业都简称为‘社工’，实际上，在香港等地，社工是指接受过专业教育，在专业社会机构通过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和技术开展服务的专业人员，比如心理咨询、个案督导矫正、临终关怀陪护等。”吕文玮试图向来访者厘清专业社工的定义。

事实上，10年前，身为上市公司高管的吕文玮也不太清楚什么是社会工作者，社工到底是做什么的，有何作用？而今他已是两家一线社工机构——北京市丰台区九万里社会工作事务所、北京市延庆区鹏鲲社会工作事务所的负责人。

可以说，吕文玮和其所在社工机构的发展，基本见证了北京社会工作近十年的发展。

2008年，吕文玮辞职创办教育公司，与北京社会管理学院的专家合作面向两委一站（注：社区居委会、社区党委和社区服务站）进行社区工作者培训，旨在提升社区工作者专业能力。

20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北京市把当时全市5000多个社区重新组合，变成了2500多个社区，随后又逐步把居委会变成社区居委会，人们才渐渐有了社区的概念。

转折发生在2009年。这一年，北京市社会建设办公室成立。

此前，由于没有专门负责社会建设工作的部门，社区内的设施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各自为战”，重复建设和缺项都难以避免。社工委成立后，细化公共服务种类，将其分为十大类、60项、180小项，每个社区逐一排查，把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覆盖放在首位。

从2009年起，北京启动“大学生社工计划”，面向社会招聘了5000名应届大学毕业生。“社区工作需要规范，社区工作者也要走向专业化。”吕文玮介绍说，政府有意愿培养一批专业化社区人才队伍。

吕文玮的新工作可谓恰逢其时。2010年起，北京市政府启动了使用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机制。政府对百姓的服务从“保姆式”全包开始变为由专业机构提供专业服务。

他在丰台区新村街道的培训成效显著。3年时间，他为新村街道办事处30余家社区400余名社区工作者进行有步骤、分梯次的“全员培训”。组织专家编写了15万字20余讲《丰台区社区工作者实务课程》，2016年，多项课程入选“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2011年吕文玮响应发展培育社会组织发展专业社会机构的浪潮，在民政局登记注册成立九万里社会工作事务所，也是当时丰台区最早成立的专业社会机构之一，此后，又成立了区级丰台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作为区级孵化基地，截至目前，培育了30多家专业机构，上千家社区社会组织。自2013年始，丰台区获得的市级项目的数量和资金额度从倒数跃至全市第二，保持至今。

从关爱留守困境儿童到“补翼行动”

在吕文玮看来，在丰台区开展的对接企业和社区的“微福平台”等项目是填补缺漏，完善社区服务，可以说是“锦上添花”的项目，而在北京延庆区的项目则更多体现的是“雪中送炭”。

2017年，鹏鲲社会工作事务所承接了北京市延庆区留守儿童关爱项目。自从服务开展以来，社工们已经走访巡查留守（困境）儿童家庭共586户，169名留守儿童、1593名困境儿童成为社工们的主要帮扶对象。

在外界看来，或许很难想象，在北京也有如此之多的留守、困境儿童。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困境儿童中有12个孩子辍学，14个孩子从未入学。

在一年中，社工们需要对每一名儿童完成24次的探访。距离延庆城区最远的是千家店、珍珠泉、四海，社工们往往每出行一次都需要一整天，开着车走300多公里，经常大半夜了还回不了家。在偏僻的山村里，吃不上饭更是常事。

在走访入户过程中，吕文玮深深被触动，“走进房间，就被满屋子堆积的针筒和药盒吓到了，难以想象面前阳光开朗10岁的小女孩，每天要打4针胰岛素。”

小女孩的父母在外打工，从小由爷爷奶奶看护照顾。3个月大时，因感冒误诊罹患Ⅰ型糖尿病，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爷爷奶奶日渐衰老，唯一不敢忘却的大事就是每天要给孩子打4针。

“孩子父母也不常回来管不了，我俩要没了怎么办？”吃低保的爷爷奶奶最担心的就是孩子的未来。

整整一天，社工团队沉默地奔行在路上，很少有人讲话，并非是不想说，只是不知道如何去表达。“心痛地无以复加，却也无力改变。”鹏鲲社会工作事务所总干事黎新悦表示，如果非要说感受，更多的是责任。

“孩子的未来有无限可能，你的一点点帮助可能会改变他的命运，改变他的人生轨迹，在困难之时有人帮助他渡过难关，会让他感受到温暖，而未来，他可能也会帮助别人。”正因如此，吕文玮更愿意承接有关未成年人的项目。

在延庆区触法未成年人项目中，4年时间，社工们对延庆区涉罪未成年人的生活背景、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管情况以及回归社会的社会支持条件等一系列要件展开专业调查活动，完成97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向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提交社会调查报告（初次/补充）119份，为其量刑提供参考；通过个案咨询、正向宣讲、技能培训、参观考察、就业推荐等形式，成功帮助10余名涉罪未成年人重返家庭、校园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