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蛛网密布、杂草丛生、蛇鼠成队的的老宅变成“儿童之家”，从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跑到闭塞落后的乡村，这些年轻的社工到底是为了啥？他们在农村能折腾出啥？

相关政策背景

2013年，民政部开始在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支持计划，为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受灾人员开展社会工作服务。2013年以来，云南省民政厅累计选派了520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到30多个县开展服务。

他们为啥要回来？

因为感到“不能再无睹一些凋敝乡村中的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

这些年轻人饱含着对家乡的热爱、怀揣着改变家乡的情怀回到家乡。

“我们在农村的公益创业，让更多年轻人看到回归农村的另一种可能。”

在农村当社工，碰到啥困难？

村民对社工不了解，各种猜疑

李小菲，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源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专职社工。

受“云南连心社区服务照顾中心”（以下简称“连心”）选派，大学毕业的她回到了家乡沧源县，进驻距离镇政府12公里、与缅甸接壤的勐董镇刀董村，为这个佤族村寨提供社工服务。

与李小菲一起的，还有当过两年代课教师的陈江龙。他们都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学的都是汉语言文学专业。

最初的工作并不顺利。虽然是县妇联帮助选的点，但他们进村以后，由于不了解社工是干什么的，村干部并没有把他们当回事，将他们安排在村小的瓦房里居住，窗户没有玻璃，陈江龙只能自己用捡来的木板一点点修理。他们去孩子和老人家里做家访时，村委会总是派一名武装干事跟着。

从昆明冶金专科学校毕业的赵莲杏，学的是工程测量与监理，因找不到“成就感”，她辞掉了干了一年的测量工作，应聘为“连心”的社工，回到家乡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在大矣勒村开展社工工作。

村里的老人很喜欢赵莲杏来串门，但他们认为她是闲得无聊。村民们好多年没见过长期待在村里的年轻人，各种猜疑都出现了，有人以为他们是政府安排来扶贫的，有的以为是随便来看看村民家情况的。有人甚至对社工表现出了相当的排斥。

而且，他们发现眼前的家乡变得陌生了：

大多数村民外出打工了，村里弥漫着一种清冷的气氛；一些靠打工攒钱盖的新房空着；七八十岁的老人每天扛着农具下田；村中有老人去世，却找不到几个青壮年来送葬。

年轻的社工们开始思考许多问题，比如，“乡村是谁的乡村？”“乡村的发展要依靠谁？”“我在乡村发展中能做什么？”“社工与其他农村工作者有什么不同？”

在农村很难像城里那样，只服务一个对象

李小菲和陈江龙两人在刀董村的服务从留守儿童开始。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工作，他们发现：

“在农村很难像城里那样，只服务一个对象。一个儿童牵连着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又牵连到一个社区。”

陈江龙认为，“如果社工不去做生计，就没有办法触碰到村民生活的根本。”这个“生计”，就是村民自我造血的能力。

然而，他们却没有从生计直接入手。“全村1600多户，仅靠我们两名社工是不可能的”。

生活难题，内心迷茫

2014年7月从昆明学院毕业的张娥正忙着在昆明找工作时，昭通市鲁甸县发生了里氏6.5级地震，地震造成617人死亡、112人失踪。张娥的老家火德红村是重灾区之一。

回到家的张娥在感伤恐惧中当了一名志愿者，给灾民发放物资，帮助救援队统计信息，为救灾部队带路。

救灾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张娥准备返回昆明找工作，却看到“连心”在火德红村建立社工站，招聘本地大学生。“公益”两个字击中了她这个火德红村的第一位本科生。“公益就是献爱心，别人大老远的都来了，我是本地人怎么好意思走？”

灾后的土路上车来人往，尘土飞扬。从远处挑来的生活用水要省着用，张娥觉得自己从回到家以来就没干净过，满脸长满了痘痘；隔三岔五停电，冬天来临，高寒山区的气候变得异常寒冷。

然而，比生活难题更需要克服的，是张娥内心的迷茫。

震后的鲁甸来了很多公益组织，他们在救灾点陪同老乡、倾听他们的痛苦、组织孩子学习玩耍。与他们做着同样事情的张娥没找到什么成就感。

各类组织渐渐撤出后，如何帮助老乡们恢复正常的生活，成为摆在张娥等社工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扎根村里，这些青年社工咋做的？

张娥

鲁甸地震过去后。天气越来越冷，灾后搬到山上的老人大多感冒了，社工们与爱心人士联系，将募捐来的棉被、毛毯、热水袋、军大衣发到老乡们手中。随后，张娥和其他社工们在9个安置点组建了妇女小组，给她们提供材料，让她们为60岁以上的老人钩织毛线鞋。一个月后，200多位老人拿到了妇女们钩织的冬鞋。一些大姐还将富余的冬鞋送给亲友和邻居，而不是拿去出售。

这一行动激活了灾民们互助和自助的思想。

随后，社工们又组织了各类活动，其中一次在小凉山举办的饺子宴，来了近600人，让老乡们在相互温暖中重拾灾后的生活信心。

3个月以后，靠政府划拨的一块土地和老乡们的义务投工，社工们在小凉山的工作点“协力工作营”建成。在香港李嘉诚基金会鲁甸地震灾害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支持下，“协力工作营”成了孩子们的“小书屋”。

同时，社工们还不断地参与到村里的农活中。“参与农事，才能明白村民所想。”张娥说，只有做了农活儿，你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为10块钱争吵，因为10块钱=20斤土豆=一个月的食盐。 “只有参与了农事，你才不会随意去评判村民，才真正懂得他们与土地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走出迷茫的张娥明白，公益不是简单的献爱心，社工助人，更要自助。社工可以改变社区，但改变的力量来源于自己。

赵莲杏

回村住了一段时间之后，赵莲杏等驻村社工发现：村里的留守妇女生活得很不轻松，带孩子、干农活儿、做家务、照顾老人，她们最爱的娱乐是打牌、打麻将，很少有人会主动去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赵莲杏认为，

“作为村里的青壮年，那些留守女性可以给家庭和村寨带来变化。留守人群需要的是相互关怀和帮助，我们要协助他们将内部的力量释放出来，解决内部的问题。”

在社工的动员下，妇女们摒弃了男尊女卑的和害羞怕人的想法，晚饭后到村活动中心跳民族舞，不仅丰富了夜生活，也增强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对村寨更有归属感。

社工们对留守老人的走访、陪伴，为留守儿童开展音乐、美术、舞蹈、朗诵、国学等兴趣课堂，以及乡村河流保护、田间自然教育，寒假作业辅导等工作，更是深深打动了村里的妇女，她们纷纷加入活动，与孩子们一起学习、写字、识字，不少人还成为村里的妇女骨干。

李俊

3年来，每天放学后，都有二三十个孩子到唐家村5号——李俊的老宅学习、玩耍。到了周末，平时在乡镇学校寄宿的高年级孩子回家，也爱到这里来。老宅里人多时会达到近40人，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和叽叽喳喳。

当初，带着新加入的社工，李俊自费将老宅改建为社工服务站和留守儿童之家。他们将墙壁刷白，在上面贴上孩子们的画；在院子里铺上塑胶地板，在教室的瓦檐下挂上气球和彩色的小灯笼；他们购买了课桌、玩具、图书、羽毛球、乒乓球、篮球、沙画、架子鼓、白板……

在李俊看来，驻村社工除了陪伴关爱留守儿童，还在扶贫和社会救助中起到了兜底的作用。

由于遭遇天灾人祸、重大变故、父母离婚、患有重病、残疾、一方或双方死亡，或家庭经济困难等，留守儿童中出现了一些困境儿童，他们有的还未“被看见”。

小学三年级的毛毛（化名）已经多年没有见过妈妈。

在他两岁时，父母离婚，他跟妈妈生活了几年，后来妈妈改嫁，将他送回爸爸家，然而那时他爸爸已经到了骨癌晚期。爷爷奶奶在那一年相继去世，第二年爸爸也去世了。从此，毛毛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平时他住校，周末就一个人回到爸爸留下的房子独自生活，偶尔亲戚会来照看一下。

社工们将毛毛的情况上报给了民政部门，使他纳入了低保，并得到了社会资源的帮助。

每周，驻校社工还会骑着摩托车到毛毛家，教他做饭、洗衣，辅导功课。不怎么讲话的毛毛渐渐露出了笑容。

3年来，李俊和团队成员在全县的9个乡镇中，走访了300多个家庭，识别出240多名困境儿童。他们对150多个家庭进行了资助，给困境儿童发放上学交通补贴或紧急援助金，帮助孩子们渡过难关，不让他们因家庭突变而辍学。

每个周末，社工会把这些孩子从20公里以外的村寨接到唐家村5号儿童之家，每周8到10人，让他们分享大家庭的温暖。

“社工驻村，就是要让孩子们需要你的时候，推门进来就可以找到你。”李俊说。

陈江龙和李小菲

在刀董村社工站工作时，虽然离自己家不远，但陈江龙和李小菲都坚持住在村里。

由于村里大部分蔬菜只能从外面购买，每次回家，陈江龙都要买不少蔬菜和肉，把汽车行李箱塞得满满的。“社工的岗位就在村里。”他解释，虽然回到了家乡，但不等于早上进村工作，下午下班后出村回家。一线的社工，就是要驻扎在村里，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与服务对象建立联系。

和赵莲杏一样，陈江龙和李小菲也是通过组建民族歌舞文艺队，挖掘展示民族文化，不断发现村中“能人”、妇女骨干，通过社区活动和服务来增强村寨的凝聚力。 一年后，当时机成熟时，他们提出的成立养鸡合作社的建议被采纳。

合作社最初只有7户村民，如今发展到覆盖全村80%的农户，还吸引了5名本村青年返乡创业。靠此一项，户均每年增收近3000元。

当合作社平稳运行之后，社工退出了推动者的角色，仅受托负责市场开发。合作社通过多次召开社员大会，选举新的理事会，由村民主导运作。最后，合作社不仅发挥了经济功能，还主动承担起村寨里的一些公共事务。

如今，陈江龙和李小菲等社工又在沧源另外3个村寨开展服务。

向荣：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工作研究所所长、“连心”理事长

许多人不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社工的作用，但是这些年轻的社工用多年的工作证实，社工对帮助农村留守儿童、参与脱贫攻坚、保持精准扶贫的可持续性、传承保护民族文化等，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