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新闻上看到有关外资企业的劳资关系问题，甚至有员工自杀，不禁想起2007年初，我踏进内地社会工作的第一项任务，是为某高校社工系在广州周边某企业实习的4名学生(包括本科生及研究生)做实习导师。 

第一天到工厂，企业雇主亲自接待我们到厂区﹑邻近社区观看，还看他新买的一片荒地，告诉我们新厂区的鸿图大计，除了工厂﹑员工宿舍﹑食堂及康乐场所外，更会有一幢家庭服务中心，为外来员工子弟提供托管服务。 

雇主热心公益，而引入企业社工亦有其现实需要。工厂在2000年初开始面临招工难，2003年更因为技术工人流失而遭受经济损失。 

其实企业一直都很重视员工关怀，除了为员工提供住宿及医疗津贴外，还定期举办康乐活动﹑在职培训，甚至提拔生产线的工人到文职岗位，企业内不少管理及专业人才都是由企业供读完成专业学习而晋身中高层的。 

从雇主的话听来，员工应该庆幸遇上这样的企业，我亦很高兴遇上这样的合作机会。实习团队随即开展实习定位调研，研究运用了质性及量化两种调查形式，针对社区（官员与居民）﹑企业管理层（雇主代表及管理高层）及前线员工三个层面进行，以掌握企业员工的状况。 

调研结果显示，员工呈现出鲜明的“四多一低”特征，即“多省外、多女性、多未婚、多青年、低学历”。调研意外地发现他们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那样热爱这份工作。员工对生活条件也不满意，43.9%的人认为工余时间不充足；除去个人生活费之后，剩余工资主要存储以备结婚、抚养孩子等（64.8%），或将钱寄回家或供给现在的家用（54.3%）。未婚员工主要面临感情及工作前景问题，已婚员工则反映自己对家庭疏于照顾。社区居民认为外来务工人员影响社区治安，社区服务亦不会惠及他们。 

研究结果反映企业提供的员工福利不足以留住人才，而外来务工人员因为自己的背景及条件，加上重复、沉闷的工作，社区的歧视﹑漠视，过着机械的、孤独的﹑看不到个人前景的生活。 

我们针对员工的困扰展开了个案工作，以及有关人际关系﹑减压﹑两性关系的小组和义工培训小组，还举办一些节令性活动﹑健康讲座﹑竞技比赛，针对增进员工家庭和谐而举办儿童小组及亲子活动，同时为员工设立图书馆，组织义工队举办活动，甚至走出社区做志愿服务。一连串的社工活动，带动员工活跃起来。 

三个月的实习期很快就过去了，离开前我们建议企业设立社工部。我因另有任务而转到其他服务点，企业内部的社会工作就依赖一期一期的实习生断断续续地推行着。 

年末，我再次接受雇主邀请，为其企业员工子弟托管服务草拟计划书。我回到工厂，看到当年那片荒地已经按规划在大兴土木，显示出雇主三年来的坚持和努力。 

应该说，这家企业设立正式的社工服务并不那么困难，因为他们对社工服务已有认识，而服务模式、环境设置﹑运作流程及服务内容亦可借鉴香港经验，但他们为什么三年来还是依靠打游击式的社工实习？ 

当我与雇主倾谈项目时，很清楚地看到商业社会与社工社会的不同，看到彼此间价值取向的差距。比如，在选择服务对象的原则上，应该是精英制，是普惠制，还是针对最弱势的群体？服务应该以人为本还是以目的为本？双方都有很多的争议。 

设计这个项目，对我的挑战是怎样在计算经济效益的同时响应服务受众的需要？怎样在讲求有效管理的体制内产生量身定造又具弹性的服务？ 

另外，企业管理层也没有达成共识，他们担心企业做社会工作是“不务正业”，成立正式的社工服务队，一方面在人力﹑物力及心力上会分散企业对业务的投入；另一方面也会动摇企业原本的经营文化，而且服务本身可能带来不必要的法律风险，危害企业原本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