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如何辨别、求证案主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答：这位同工提出了一个很典型的问题，这是很多社工学生或者初入行的社工经常会问的问题。每次我问他们自己的想法时，一般的回答是：应该信任案主，而不应该怀疑案主。既然答案这么简单，为什么还要问呢？他们强烈地响应：“如果我不知道‘真相’，怎么判断事实？又怎么可以帮助他们呢？”接着我问：你们心中的“真相”是什么？当你知道“真相”就可以帮到他们吗？反过来我问你们，如果心里存在怀疑就不能够帮忙吗？ 

这样便进入更深层的问题，社工在助人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提供协助？例如处理一些家庭问题，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很多时候都是各有各的说法，令社工感到左右为难，或者案主讲出一些非一般的情况，令社工觉得难以置信。抱有这种疑问的同工就开始质疑案主，像刑警般不断追查﹑寻找案主以外的线索去求证，得到有力的数据之后，再像法官一样去判断是非黑白，让案主得到应有的对待。 

但当社工变成刑警﹑法官时，我们还是社工吗？事实上，不是每件事都可以用像法律般的是非对错方式来处理，特别是人际关系﹑个人的经验／感受﹑内心困扰等问题，很多不是是非对错的问题，法律更是管不了。目前在司法体制内建立社工队伍，也是在司法系统中发挥补充作用，代替不了刑警﹑法官。 

接着同工又问：“社工相信社会公义，如果我们没有判断又如何体现公义呢？难道社工就像傻瓜一样道听途说吗？”那么，难道寻找“真相”不是为了案主，而是为了满足社工心中社会公义的需要吗？那就要小心我们是否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了。以自我为中心表现为：我们的帮助是有条件的，案主要合乎我们的道德期望，案主要毫无保留地揭露“真相”，“真相”要在我们社工的掌握之中。结果可能就会是，社工越是努力地去辨别真假，案主只会更努力地说些合乎大众期望的话。这样的关系只可以处理大家可以接受的问题。难道这就是社会公义吗？ 

问题的核心是社工没有刑警的拘留令﹑搜查令，也没有法官的审判权，案主怎样回答都不可以他“藐视法庭”、“虚假陈述”、“作假证供”等入罪判刑。换言之，我们不能“逼供”，亦不可能对案主有什么惩治，因此，案主对社工怎样说自由度很高。然而，以我处理众多司法个案的经验，我敢说无论是嫌疑犯或受害人，对我说的实话都比对警方或在法庭上说的多。那又是为什么呢？ 

人都有被明白及被了解的需要，当他不能说实话时必然有他的原因。可能是他认为不可以或者不需要对你说实话，觉得对你讲了也没什么用；或者认为你不会了解他，不会适切地响应他的需要；或者他可能害怕说出后，不会再受到重视，你不会再全心全意地帮助他，甚至担心你会转告别人而对他不利；或者连他自己都不接受事实，觉得你也不会相信，不会真心想了解他，不会明白及接受他的处境；或者他能理解的事实就是这样。 

案主说什么其实跟客观环境﹑他跟社工的关系﹑他自己的条件有关，同时表达的是他当时的心态、信念及判断。因此，无论案主说什么都是“实话”，从而你可以了解他当时的处境及想法。社工不要急于寻找你想知道的“真相”，而忽视了他存在的“真相”。 

那么，怎样才能了解到案主更真实的一面呢？首要的是，社工不要抱着辨别是非的心态，因为这样只会听到更多是非，人在刑警及法官面前很自然地会感觉自己是嫌疑犯，如果不想案主因为害怕被审查而说谎，你就要抛弃那些是非对错的批判态度，为案主提供一个安全、开放及接纳的环境。你要真心聆听案主说“实话”，要听进心里，培养出敏锐的洞悉力，领会案主的话中未曾说出的话。要对案主说话充满兴趣及好奇，当聆听到你不明白、不肯定的话的时候，以尊重案主独特经验的态度去澄清﹑提问甚至求教，这样他才会有信心表达更多事实的黑暗面。 

最后请大家记住，社工助人的目的是促进个人的成长及完善，所以我们的工作是协助案主探索转变，从危难中找到机遇。我们都希望案主每天都有一点进步，而不是固步自封，所以当案主或案主间有不同的争论时，我们不用断定哪一套对、哪一套错，而应该与案主一起，从不同与矛盾中寻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