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此案例系笔者曾经服务的个案，当时笔者从事殡葬社会工作。已得到案主同意。

19年入秋后的某天下午，同工带着F先生走进我的办公室。作为职业礼仪，我立马起身迎接。待其入座后，同工递上水杯，转身离开。我们都没有说话，而是打量着对方。

F先生，60余岁，退休前曾在市级机关任职。他穿着一件蓝底灰白方格短袖，带着一副金边眼镜，黑黑的皮肤，后脑勺寥寥的几根头发显出岁月的痕迹。我试探性地问道，“F老师，有什么需要我们提供帮助的吗？”F先生说道，“我妈妈可能不行了....我已经到这里来了两三趟了，最近一直想找临终关怀之类的服务，但都没找到。今天我就想问问你们可以提供临终关怀服务吗？”说实话，F先生的需要是我第一次碰到。

大约一个半钟头后，我对F妈妈目前的状况有了大概的了解。

F先生：妈妈，82岁，生育了五个儿子，大哥很小就夭折，就剩我们四兄弟，我排行老三。多年前我们兄弟四人经过商议，将妈妈送往某福利院养老。头几年妈妈虽然患有冠心病，除了自理能力差点，其他都还好。18年年底开始出现了轻微的认知障碍。近两个月往返院内住院部多次，医生明确告知了母亲病况，也多次下达了病危通知，让我们准备妈妈的后事。

此时，F先生的语速变得很慢，话语中有一丝哽咽，眼圈微红，我默默地将一包纸巾放在他面前。稍后，只见F先生拿起纸巾，取下眼镜，低头擦拭脸颊，轻声说道“谢谢”。此刻我觉察到他的无助、焦躁与预期性悲伤。

科普知识：所谓“预期性悲伤”，是指在丧失事件未发生前，重要他人（逝者的子女/直系亲属）意识到死亡迫近并承认终将到来时，由此表现出来的一连串的悲伤反应，如焦虑、恐惧、悲伤、愤怒、孤独、健忘、抑郁和疲惫等。虽然与死亡事实引发的悲伤有所差异，但它们也存在许多相似之处。

送走F先生后，项目组进行商议并决定：第二天就去首次探访F妈妈。

抚摸缩减距离，陪伴就是“安抚剂”

次日，我如约抵达F妈妈养护住地，通过床号顺利找寻到她。F妈妈蜷缩在床上，带着鼻饲管，手背正输着液，白皙的皮肤显得脸色更加苍白，厚厚的棉被将其小小的身体包裹着。我以F先生朋友的身份介绍了自己，此时F妈妈意识还较清醒，于是我坐在床边，尝试着用手轻弱的抚摸她的手背，见老人没有拒绝，便边抚摸她边与她交谈起来。虽然F妈妈身体比较虚弱，意识时不时还出现迷糊，但是不难看出，她很高兴有人陪她聊天。F妈妈断断续续地告诉我，“F（先生）最有孝心，经常都会来看我”。

恰逢管床医生巡房，我主动上前出示工作牌并说明来意，同时了解F妈妈实时情况。医生表示“不太乐观，已经告知家属。就目前老人家的身体而言，经不起过多的折腾，而且效果也不太好了....”。F先生尾随医生步出病房，在过道轻声跟医生交流了大约几分钟后，回到病房内。

此时，F妈妈睁开双眼开着儿子，说道“你爸爸（已故爱人）来过了，我要准备了....我想吃点汤泡饭（整粒那种）...”面对这种情况，F先生不知该如何回应母亲，向社工投来求助的目光。于是，我轻轻拉着F妈妈的手，俯身在她耳边轻轻地说道，“F妈妈，刚刚医生说了，您的咽部有痰而且有点肿，现在吃米饭会被噎到，这样您会很不舒服。待炎症消失了，让儿子给您弄，好吧？”F妈妈笑着点点头，嘴里像个孩子般念叨着“好久没吃饭了”。说着说着F妈妈便睡着了，我示意F先生移步病房外，将本次探访的预估结果和后续计划进行口头告知。

生命回顾，共忆往日时光

时值国庆中秋，社工建议F先生，借由这段时间请家里人都来看看妈妈，陪她说说话，聊聊曾经过往，了解她的未了之愿。节后社工前往养老院探望，从护工口头得知：“...国庆中秋期间，四兄弟及其家人都分别去养老院探视了F妈妈，那几天F妈妈很高兴，精神状态很好，脸上血色都有了”，“自从你（社工）介入后，F先生和他儿子每天都要上来陪F妈妈聊天，小F（孙子）常把婆婆逗得很开心”，“近一个月，F妈妈意识清醒的时候，还会聊起年轻时候的往事”。据F先生后来回忆并说道，“国庆中秋期间，几兄弟及其家人都分别探视了妈妈，那几天妈妈很高兴，脸上血色都有了。”

虽有遗憾，但心存安宁

十余天后，F妈妈安详地走了。F先生来馆治丧，我们见了一面，就如老朋友一般。F先生将我介绍给家人，并一直很肯定的说道，“李社工提供的临终关怀服务真的还是有用的”。唯遗憾的是：就在妈妈离世前一天，妈妈给我说，‘三，明天我要走了’...”此时，F先生眼里充满了泪光，我问道，“当时王妈妈这样说的时候，您怎么回应的呀？” F先生苦笑的摇摇头，说道，“那刻我完全搞忘了你曾教的‘预设话别情景’，脱口而出‘妈，您乱说啥子，您这两天这么好，春天的时候您就可以下地走路了’。可是当时妈妈哭了起来，我很慌乱，那天再也没理我了。结果第二天妈妈就走了...”稍待片刻，我轻声说道，“F妈妈多次跟我说，您是最孝顺的好儿子，她对您们父子俩很喜欢，相信她走的时候很安详满足。”离开厅堂后，F先生那句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话，在我脑海里回味了许久：“回想起妈妈当时的反应，其实她在与我道别，而我的那句回答让她感觉很敷衍。如果她有力气的话，可能会跳起来扇我一巴掌吧”。

F先生一家顺利的办理完母亲的后事，对社工给与的协助表示感谢。一个月后，社工做了电话回访，从F先生的表达中，感觉得到，他已经顺利渡过哀伤期。

感悟，反思

F先生的案例，是当今大众在面对亲人濒死期的一个缩影。现实中如F先生能主动前来寻求协助的人也很少。因为国人对“死亡话题”尚处于封闭状态，我国死亡教育的缺失，对死亡缺乏认识，缺乏“预习”，又无法避免，事到临头时只能手忙脚乱。为什么我们会认定“死亡”就是坏消息呢？为什么我们不想或不愿承认所爱的人即将“离去”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告别”呢？...这些问题其实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思考的。

正如F先生有意识的回避母亲的“死亡信号”，有时甚至还会保持“鸵鸟效应”，不但给患者造成了压力，也对其家属在心理上留下了阴影。家庭是一个系统，某一位成员的离世后，由他（她）承担的家庭的角色和功能的逝去，会对家庭的原有的结构、成员间的关系、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等不同层面带来巨大的影响。某个家庭成员离世必将伴随着对亲人离世后家庭系统的诸多层面改变的适应和调整过程。“社会工作者通过科学的理论、非医疗的技术方法，采用必要的临终沟通和适当的心理及情绪干预，对服务对象及其家属进行‘赋能’，减少经验性回避。降低创伤期压力情感分离、预期性哀伤和焦虑情绪，减少情感上的麻木和痛苦，以提高他们的承受力，帮助他们从临终沟通中获益1”。

很多时候，许多情境需要直接面对和灵活应对，应根据情境，适当予以成全，但不能勉强。作为一名社会工作师，在适宜的情境下细致入微、用心呵护，把握时机为服务对象提供死亡教育，才可能真的帮助到：临终者在温馨的陪伴下有尊严的、平静安详的走完最后一公里。“逝者安息，生者前行”，是逝者对生者的期望，也是生者对故人的承诺！

参考文献：

1. 《生命终点的启示：如何应对生命威胁的疾病》美国康奈尔大学威尔医学院临终关怀中心主席，老年病学教授，医学社会学教授Holly G. Prigerson]

（投稿单位：重庆市第十三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