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扩张，使得近郊村庄最早在物理空间、产业形态、文化建设等方面打开与城市融合发展的“窗户”，但也在一些层面遭遇到碰撞和困惑。根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这类村庄要“综合考虑工业化、城镇化和村庄自身发展需要，加快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在形态上保留乡村风貌，在治理上体现城市水平，逐步强化服务城市发展、承接城市功能外溢、满足城市消费需求能力，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实践经验。”近年来，社会工作对这类乡村的介入服务做出了不少探索。我们试图通过专家、实务者的讨论，梳理和提炼出结构化、可推广的理念、做法，供实践借鉴。  

本期案例

镜头一：

赵庄子村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京台高速途经村庄并有出口，到市区仅需20分钟车程。由于村中耕地已实现集中规模经营，村民告别了传统农业生活。村里公共设施完备，村民在以家为中心15分钟步行可达范围内，即可享受到日常生活便利服务。2016年，由村支书担任理事长的益民农村社工事务所针对村庄凝聚力弱、社区治理成效与投入不成正比等问题开展服务，探索了“社工驻村引领、‘两委’班子决定、村民积极参与”的服务模式，给村庄振兴注入了活力。

镜头二：

桃园村位于著名的观潮胜地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中部，距海宁市区20公里，北有省道经过，西南有高速公路出口，交通出行便利。20世纪90年代初，桃园村开始大力发展现代苗木产业，目前已实现了村民共同致富，实现村集体可支配资金381.7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39354元。2017年，上海市公益社工师事务所秉持“以人为本、优势为本”专业理念介入桃园村的美丽乡村建设，多维共建乡村善治格局，助推了“集体经济更强、基础设施更好、村容村貌更美、幸福指数更高”目标的实现。

主持人：像赵庄子村这样的城郊乡村拥有与城市接近的社区公共空间，同时保留了乡村固有的生产、生活模式。物理空间的变化也在引起文化内核的变化，这便成就了社会工作介入服务的空间。在此类乡村的振兴中，怎样使社区治理、村民自治更好地为城乡融合发展服务？如何在“形态上保留乡村风貌，治理上体现城市水平”中发挥社会工作的独特作用？

陈 涛：赵庄子村人口构成和社会生活已经出现了显著的多样化特征，居民中既有世居本村的村民，也有平时工作生活在城区但周末或某些时候回到村里的，还有部分从外地来到村庄从事各种营生的人；数年前村集体建的“义工菜园”，也常有住所已搬离村庄的村民回来参加劳动。这既是赵庄子这样的近郊乡村当下具有的独特背景，也是其未来的走向趋势。因此，益民农村社工事务所介入的基本理念就要顺应它，同时尽力促进其健康合理化。社会工作者秉持“平等参与，开放互融”的价值观，协助村“两委”、全体村民和相关各方探索和走好新型发展道路。为了实现平等参与，社会工作者无论是组织开展各种社区活动还是日常服务，都非常重视调动村内包括“新村民”在内的各类人群一起参与，强调尽可能照顾到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开放互融则是要通过介入行动，促进乡村和外部之间的双向开放与交流互动，并且力求双方是互相融合而不是某一方单向地融入另一方。在村集体探讨与相关组织合作开发产业项目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在不同环节参与进来，收集各方利益关切，推动项目规划设计更加能够保障利益平衡，特别是力促外来人员务必融入村庄生活，与本村村民打成一片。

在一些乡村开展的产业项目中，容易发生村庄原住村民利益关切得不到充分尊重和保障的情况，导致其在形态上未能保留乡村风貌、在治理上出现简单粗暴等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让原住村民这一村庄发展的重要主体有充分表达利益诉求的机会，并形成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在赵庄子村，社会工作者组织的“村‘两委’答村民问”专题活动，就是以此为目的的促进新型社区治理的活动。此外，社会工作者培育了以村民为主体的“爱心志愿者队”，推动公益基金筹募、使用、管理更加规范化。这些也都是社会工作的独特作用，有助于使乡村治理达到更接近城市水平的目标。

孙炳耀：城郊融合型乡村社区的首要问题在于本村村民与新居民两类人群的生活融合。生活融合是双向的：一方面是新居民适应乡村风貌的社区生活，并把城市积极因素带入乡村；另一方面是乡村社区适应城市化进程，提升社区管理服务，反映移入居民的生活需求，向城市看齐，整体提高社区建设水平。

产业融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郊乡村社区的两类人群的生活融合。产业融合有两个方向：一是城市产业向郊区扩展，改变乡村产业结构，部分岗位和人员跟随进入乡村。这带来城郊社区人群结构变化，也产生新的驻社区单位，给乡村社区建设带来新动力。另一个方向是乡村经济升级，例如从单纯的种植业、养殖业向休闲农业、田园综合体发展，这必须适应城里人的需求。可见，在城郊融合型社区做社会工作，不仅要有乡村立场和理念，还要有城市立场和理念；不仅要关注生活融合，还要关注产业融合。这对社会工作者来说是新的挑战。

主持人：在赵庄子村，社会工作者怎样推动了“社工驻村引领、‘两委’班子决定、村民积极参与”模式的形成，又怎样保持它的活力？请问在类似城郊融合型乡村社区，社会工作介入的“道”和“术”分别是什么？

陈 涛：益民农村社工事务所在组织上有其独特之处，即事务所的法人代表和理事长就是村支书和村主任。这种合一的领导体制，保证了社会工作者与村集体的密切协同。同时，益民社会工作事务所就设在村委会，也方便了两者之间的及时交流。此外，重大活动由事务所和村“两委”班子联席会议共商安排，也是实现上述格局的具体机制。社会工作者通过一系列介入使得“村民参与”保持了活力：一是从为老年人、儿童以及全村各类人群提供各类服务开始，取得了大家的信任；二是利用住村优势，包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做法，打下了动员的基础，进而培育一些骨干，实现了从带动参与到村民直接参与的转变；三是在设计开展各种活动时注意采用村民们喜欢的内容和形式，对促成村民参与也很有帮助。

孙炳耀：赵庄子村的经验表明，城郊融合型乡村社区社会工作介入之道在于专业引领。城郊融合型乡村社区的社会变迁较快，利益相关者结构较复杂，不仅涉及日常生活，还涉及乡村经济，更需要有社会工作的专业引领。社会工作者不仅要完成政府公共服务下社区的任务、做好公益服务项目、开展社会行动，还要关注地方发展，做好社会策划，充分发挥专业作用，全面引领乡村社区建设。从服务提供者、组织者上升到社区建设引领者，对社会工作者来说是新的挑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要熟练应用和创新社区工作方法。实现社会工作的专业引领，关键策略是要与村组织紧密结合起来。社区建设的领导者是村“两委”，主要参与者是居民。社会工作者来到乡村必须与村组织结合，通过村组织来贯彻社会工作专业的理念和目标，以更好地完成社会工作服务的任务。

主持人： 产业升级是城郊融合型乡村社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桃园村，社会工作者在因应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中的乡村社区营造、乡村文明发展上，开展了哪些服务？这些服务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实现路径是什么？

朱眉华：桃园村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个典型，坚持党建引领，走强村富民的发展之路，营造了绿色家园。与此同时，桃园村还在乡村社会治理方面开展积极探索，上海公益社工师事务所作为被引进的社会工作专业机构，主要提供的服务是培养社区社会工作领军人才，开展一对一督导，使村长、村支书能开阔视野，深入思考乡村发展和社区治理的现实难题，并与专业团队一起研讨、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同时，帮助乡村社区培育本地的社会组织，指导开展公益创投项目。社会工作者从这些较为宏观层面的介入中，熟悉了本地资源，也了解到发展中的瓶颈。桃园村投入了很多资金去美化村容村貌，兼具江南水乡特色和欧式风格的家园，让村民感受到幸福，但也不乏令人头疼的问题。如村民的文明素质还需要不断提升，特别是社区参与和主人翁意识还不够，像垃圾分类等需要人人参与的环保行动，仍是发展中的瓶颈。社会工作者与村居干部和社区骨干一起商讨解决之策，通过社区活动来提升村民的文明素养和社区参与意识。这些专业服务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优势为本”。培养本地的社区社会工作领军人才，才能真正有助于持久地为当地的社会治理和发展作出贡献。而优势为本不仅在于挖掘当地的优势资源，还在于将社会工作专业优势与本地资源及优势相结合，发挥出叠加效应。

孙炳耀：城乡融合型乡村社区的社区营造是什么？我的理解就是，乡村产业创新取向的社区发展，是乡村产业创新加乡村社区建设。其中的产业创新涉及观光农业、农业旅游、创意农业、休闲农业等概念。最近国家提出发展田园综合体，将其作为乡村经济振兴的一个举措，其经济功能也在于休闲农业。社区营造不仅是乡村经济和社区物质形态的建设，还应包括对人的关注，涉及乡村社区各类主体及社区管理服务。在乡村社区营造中，社会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但又不可停留于此，还应进而涉及经济，再进而涉及建筑。现在很多建筑设计机构活跃在乡村设计领域，关注村庄设计、园林设计、农业产业园设计、田园综合体设计、创意农业设计、特色农业设计，等等，但都不涉及对人的关注。社会工作者要聚焦于人的需求，包括生活需求和审美需求，特别要关注这些需求当中的乡村文明因素，围绕乡村文明开展服务，甚至将乡村文明因素体现于建筑当中。

主持人：城市化到一定阶段后，如何实现城郊融合发展也是许多发达国家遇到的问题，在这方面有哪些可供中国借鉴的经验？在城郊融合型乡村社区中，社会工作主要可以在哪些方面有所作为？请大致梳理介入视角和路径。

朱眉华：我国实现城郊融合发展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可能有如下几点：注重建立均衡发展的协调机制；通过政策干预进一步缩小城乡差异；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建立统一而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笼统地说，在城郊融合型乡村社区中，社会工作可以发挥作用的方面有：社情民情的基础调研、助困解难的专业服务提供、参与社区治理、进行政策倡导等。

陈 涛：社会工作在服务于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能够培植乡村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也就是增进乡村的各种社会关系、提升乡村的文化价值，从而有利于乡村与外界合作发展经济产业等拥有更加有力的基础条件，并且确保发展是共享和可持续的；二是为多元化发展主体间达成“利益均等、共享发展”提供保障；三是在整合城乡资源，包括在链接更多城市资源方面发挥一定的独特作用。

孙炳耀：城乡融合发展是我国城镇化理念、理论、政策和实践创新，给乡村社区社会工作创新提出了新的挑战。城乡融合是双向的，要在郊区发挥城市和乡村的优势，避开各自的劣势，通过融合来优化城郊社区的经济和居民生活。西方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是单向发展，先是快速城市化，然后是逆城市化。在逆城市化过程中出现所谓乡村“绅士化”，城里人到附近的村镇居住，改变了郊区的人口结构。这样的单向发展均立足于城市观点，先是为了满足城市产业发展需要，而后是为了缓解城市人口和居住压力。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不仅关注城市发展的需要，也关注乡村发展的需要。在城郊融合型乡村社区的发展中，社会工作可发挥专业引领作用，与村组织紧密结合，立足于乡村振兴，提升乡村社区建设水平，以满足原住村民和新居民的需要，并扩大视野和知识面参与乡村产业创新，发挥乡村文明的积极作用，围绕人们乡村生活需求和审美需求，参与乡村社区营造的顶层设计和运营服务。